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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代《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大学》专门著述达六十余种，而以四书为名论及《大学》的著作尚不知凡几，更兼许多关于《大学》的篇章被收入学者文集而未另行著录（如《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便被收入《二程全书》中），因此完全可以说，《大学》乃是由宋迄清九百年间最为流行的经典之一，它对当时社会思想产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

子思也有五德并举的例子，见於《中庸》，其文曰：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杨亻京的不足在於，他以为五种德行必定是後来称做五常的那个仁义礼智信。

於是乎，思孟五行说，究竟是有是无、多大多高，便成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五行》篇里说，这五种行，形於人心之内，谓之德行。这里的前一个五行读wuxing，後一个则读wuheng，说的是水火木金土之得名为五行，乃得自孝子忠臣的仁义礼智信之五种德行（deheng）。这有董仲舒的言论可以作证。而春秋三传与《春秋》，韩非《解老》与《老子》，《管子》里《管子解》与所解，则很明显，都是後人在解说前人之作，前人并无此计划的。

《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言明"其说在某某"，《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章临终有"解在某某"句，都是著者自分经说之例。韩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态度，显然赶不上《管子解》，这是不言自明的。卡普洛就说过，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佛教徒，一个佛教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基督徒？像天主教的有些教士在修道院和佛教禅宗弟子一起打坐、一起静坐。

他所想到的和亨廷顿想到的是一样的，儒家的权威主义、裙带关系、没有透明度、官商勾结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如果一种学术不开放的话，它就会变成特殊主义，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特别当特殊主义有侵略性时，那困难就更大了。只有西方所代表的，欧美所代表的现代性，才是可以持续的现代性。第二是研究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意识。

据我们了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像利玛窦他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而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内部也是波澜壮阔的，不必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和吴宗周这些人了。这样细分是可以的，可以说清代有清代的儒学，甚至可以说，不仅有宋明儒学，还有金代的儒学，还有元代的儒学。

彼得·伯格（P.Berger）说，面对现代性，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共有四种。他说日本绝不可能，这当然是错误的。和希腊哲学大不相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真理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精英就不会知道，有的时候只有三五人知道。另外，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第三则是启蒙心态到了中国以后的影响。启蒙心态存在两个很大的缺失，一是从哈贝马斯哲学里看出的，就是对宗教掉以轻心，在科学主义大盛，强调发展科学理性之期，对宗教问题照顾不到。但他说中国当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文学是有一定目的的，他要刺激乃至激怒我们，大家受到刺激，一定会反弹，这就不是对话而是吵架了。差异是值得庆贺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这是一种侵略、一种征服。我说，如果印度起来了，那我们就四极吧，俄罗斯也站起来了。

所以，对话不是借这个机会来使对方改变他的信仰，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十字军东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基督教，一是佛教。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常常是把我们的糟粕与西方最核心的价值相比较，比如拿抽鸦片烟、包小脚、蓄妾、等级制度、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理性、自由、法制、人权、个人的尊严作比较。他以前在爱丁堡，跟英国最重要的史学家卡莱尔念过书，他英文是最典雅的，是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但他又有长辫子，且用英文来批评西方，他对西方有强烈的批评。比如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北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变化会很快，即使从事同一个职业，也在变。儒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所谓知识精英，不管他是先觉还是后觉，假如他讲的这套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不能在一般的老百姓中起作用，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儒家最高的价值必须在人伦日用之间体现。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应该从四个向度同时进行，即对传统同情地了解、发扬，对传统进行批评，对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充分引进和对欧风美雨加以排拒，它们是一体的，而不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的自我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我觉得新儒家这个名词摆在我身上是不适合的，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是新儒家。也不能忽视对同情、恻隐之心、慈悲的重视。

现在世界上存在三极，就像一个鼎一样，就比较稳了。最好的价值，不是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往往是非常尖锐的，比如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就有冲突，如何共同考虑而能消解尖锐的矛盾，这是很难的课题。

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迎头赶上。这些思想家达到的思想水平，不仅完全可以和利玛窦所谓的天主教世界的思想相比，和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也可以相提并论，例如刘智的《天方性理》。

你说伊斯兰世界就一定起不来？现在我们认为非洲一无是处，但是50年以后非洲会成为什么样？这些都很难说，所以我们称之为多元现代性。以前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西方对理性很重视，但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工具理性。在国学和儒学复兴的氛围中，除了广为流传的大思想家外，再出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思想家，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每个人的责任。

因为我和他的一些对话，使我对儒学的了解加深了。那十年，新加坡可能就是在中国大陆以外最蓬勃的儒学研究基地了。

他认为如果中国学了西方，即可发展它自己的模式，还有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对此他不是很乐观，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文明的冲突。如果从现代看的话，那可以说是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我现在和一些文化中国地区的学者在交流，包括港台澳，他们对儒家的现代转化的研究比大陆的儒学大概早了30年，可能40年。

那么，我们能否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启蒙做一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做一些反思呢？ 在这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预设：一个中西方间可以进行平等互惠对话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也有全盘接受的，大概钱玄同可以作为代表。

五四时期大家对传统的批判力度很大，然而，如果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传统，那么在吸收西方价值上就不可能深刻，而如果只是肤浅地认识西方价值，结果很可能只是欧风美雨、比较表面的东西大行其道。多元现代性抑或现代性中的多元？ 那么，到底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中的多元？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当时提出多元现代性有这样一个考虑，我认为西方之外，有东亚现代性，它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开始的，当然，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沿海一带也包括在内，但它们的现代性与西方所表现的文化形式不一样，与西方的现代性不是一根而发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文化形式。文明交流与儒学的发展 关于学习，英文里有learning、relearning和unlearning，就是学习、再学习，但是对这个unlearning，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即学习以后，把之前学的东西消解掉，否则无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性和理性。

可以说，大陆解放以后有大陆的儒家。关于启蒙，西方很多学者将之作为一场运动，哈贝马斯则认为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计划。

这个研究计划至少需要三年准备时间才能起步，而且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高盛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最先提出BRICs——金砖四国，第一个就是B，Brazil，是巴西，也就是拉美。

西方有一个优点，他们有一批学者，可以说是西方最好的学者，特别重视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反思康德、反思福柯，每个人都成为反思的对象，但是他们反思的语境基本上都是欧洲中心论。因此，有很多对话的空间。